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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名称:王凯佳案媒体报道 请让我远离艾滋病!
王凯佳案媒体报道
请让我远离艾滋病!
1999年12月3日  《南方周末》记者 寿蓓蓓 庞建军
两个年轻的妇女产后感染艾滋病,分别于两年后和四年后离世,其中一个的女儿和另一个的丈夫也染上HIV病毒。她们住院所在地的河北邢台市卫生局后来对全市19个区县所属医院进行检查,发现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医院存在非法采血现象,以至于无法确认有多少人因为不洁血源而感染艾滋病毒。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检测中心宣布:截至1999年9月30日,全国报告的HIV感染者总数为15088例(艾滋病人477例),其中死亡240例。据估计全国HIV感染者已达到40万人。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远。”这是今年世界艾滋病宣传日的主题,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一对产妇死于“怪病”
对于年轻的父亲张文清来说,每天看着女儿成长是一种折磨。女儿两岁了,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而孩子的母亲、张文清的妻子已于1999年5月16日死于艾滋病。此后不到2个月,邻村宗和平的妻子也死于艾滋病。
她们都是在河北某医院生孩子后,得了“怪病”,一直求医不治,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她们的丈夫确信,妻子是因医院私自采血,输血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其中,张文清之妻薛××的输血记录上写,献血员姓名“刘某”,血型“B”,血量“400”。官方调查显示,医院自采血时只合了血型,没有对血液做病毒检测。
然而,11月6日,沙河市卫生局所做调查结论称“薛××感染艾滋病不是河北某医院输血所致”。理由是“在调查中,河北某医院找到了给薛××输血的献血者,真名叫杨兴其,给薛××献血时用化名‘刘某’,非艾滋病毒携带者。”
对此,张文清愤怒:“这都是骗人的!我媳妇没其它途径感染。”他质疑:“曾经通知我找到血源了,是个流窜卖血的陕西人,叫刘高,怎么变成了沙河人?又叫刘某了,而且用的还是假名字?什么证据都没有,凭啥说是这个人输的血?
医院院长动员输血
1997年8月1日,薛××在河北某医院顺利产下8斤重的女儿。张文清回忆说,院长王某动员他:“输个血吧,身体恢复得快。”
“我不大愿意输血,”张文清对记者说:“咱一不是难产,二没有大出血,之前在大矿医院检查并不贫血,她这又是私人医院。但院长一直做工作,最后我同意了,交给医院收费处460元血费。”
“中午护士拿来一袋血,我没考虑血是从哪来的,不懂这个。”张文清说。
宗和平的妻子赵××与王顺英是邻居,她是冲着“顺英姐姐”去的河北某医院。宗和平告诉记者,1995年医院刚盖起来时,他妻子是医院第二个动手术的,也是第二例被输血的病人。
“当时我就害怕有病,对院长说‘顺英姐姐,输我的血吧。’一化验我是O型血,我特别高兴。俺媳妇说,你可不能,抽了你的血谁照顾我?但后来王顺英院长说‘你去输血队叫人吧’。”
“输血队住在太行旅社,离医院只有300米。王顺英先往太行旅社打电话联系:‘有××血型的人吗?’电话里说有,她就让我到太行旅社去叫。”
“那人40多岁,长脸,脸红扑扑的,石家庄口音。平时住这儿卖血的,几天一抽血,血都比较稀,旅社老板说,他回家3个月没卖过血,血比较干净,比较纯。”
“我和卖血人、输血队长一溜小跑到医院,抽完血立刻输,我给了王顺英460元,输血用的是一个旧葡萄糖瓶子,摸上去还是温的。”
两人的妻子输血后都一病不起,住院治病分别花了5万元、7万元,张文清还卖了房基地,“中医西医、啥药也吃了”,就是好不了。
今年4月,张文清的妻子住院治疗“霉菌感染”期间确诊为艾滋病。
他说:“我都吓晕了,咱农民能得这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听说这病不能治,咋也想不到这事能轮到我头上。”他没有告诉妻子,准备带她上北京治病,借到钱的当天,妻子的腿就不能动了,几天后去世。不久,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另一个不幸的人宗和平,妻子生完孩子一病4年,他一直悉心照料,直到妻子死后防疫站要求火化,才知道得的是艾滋病。爱人临死时说:“你们都好好活着,你待我太好了,我死后做驴来舔你。”
回忆到这,宗和平失声痛哭:“我埋完了媳妇真不想活了,活着真没意思。”记者在次日的采访中发现,宗的哭声另有苦衷,他本人也被感染了艾滋病毒。
私人“输血队”
与沙河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结论截然相反,5月10日,武安市(死者所在地,非邢台市辖区)卫生防疫站针对薛××发病做出《追访报告》,认为她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血源传染”,也有可能是“不洁器械”。
报告确认“该院(河北某医院)血源来自私人输血队”,建议有关部门协调,追查血源,防止疫情扩展。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站长对记者说:“经调查,两名死者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没有外出史、性乱史,没有其它途径感染艾滋病。医院自采血是传播艾滋病非常大的隐患,早已被明令禁止。”
他忧心忡忡:“我们希望只有这两起艾滋病病例,但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两例只是冰山一角。老百姓感染后不知咋回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算知道了也没钱没势打不起官司。”
在冒出“化名刘某”之前的10月18日,王顺英本人也对调查组说:“血从哪来的,实在记不清了,可能来自邢台市中心血站,也可能来自原沙河输血队。”
“输血队”靠卖血为生,是当地对流窜卖血群体的俗称,输血队长即血头。11月12日,王顺英向记者提到,她在显德旺煤矿医院当大夫时,由化验室管输血队。同一天,记者在河北某医院附近采访时得知,有人在前一天还见到一个卖血人,目前卖血现象少多了,但仍未绝迹,由大规模公开转为隐蔽。
据了解,以卖血400ml为例,血费460元,血头从中拿200元,医院拿100多元,卖血人只得100多元。
当地几乎尽人皆知,1993年至1997年,输血队常年住在河北某医院附近的太行旅社,他们来自河南、山西、东北等地,经常窜着到处卖血,现不知流转何处,但没有谁听说本地人卖血。据太行旅社老板介绍,输血队最兴盛时期达二、三十人,几乎把太行旅社包了,为了“抢生意”,输血队之间还打群架。
血源到底是谁?
目前,当地盛传河北某医院有传染病,病人少了三分之二。11月12日,记者到河北某医院采访了院长王顺英。她说,薛××8月1日分娩后严重贫血,家属同意输血,8月4日输一袋血400ml,贫血症状好转,当天出院。
关于血的来源,王顺英说:“当时的血源我不知道,我认为是邢台血站的血。调查组在邢台市中心血站查不着这个人。我问当时的化验员杨巧芳,还记得血站的编号吗?她说大概是‘222’。”
“后来化验员杨巧芳说,这个血是她自己找的,她没告诉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输血的。”王顺英后来对记者说,“输血带来的弊病太多。”
问及宗和平之妻赵××,王顺英坚决否认说:“赵××从头到尾没有输血。”她解释说:“当时没有化验室,也不能配血,需要输血就转院。”
就此,记者又采访了宗和平,他急了:“她要是个人,咋能说这话?!”
10月20日,调查组到中心血站,调查人名及血袋编号。邢台市中心血站是邢台地区17个县市唯一一家供血机构,在1997年七、八月,血站唯一的“222”血袋编号,其献血员姓名、血型、发往单位都不符合,排除了中心血站供血的嫌疑。
10月29日,杨巧芳站出来说,“刘某”其实就是她的弟弟杨兴其。杨兴其曾在河北某医院做饭。 
杨巧芳对调查组说,给薛××输血这件事,“10月11日看病历才知道,以前想不起来”,病历是“王顺英主任”让看的,之前谎称血来自血站是因为“怕王顺英主任知道,当时国家不叫自采血”,血袋号“222”也是自己瞎编的。
奇怪的是,病历上并不显示输了谁的血,杨巧芳连产妇姓名都记不清,何以一看病历就能肯定是弟弟的血输给了薛××?
11月1日,杨兴其接受调查组询问,称因“家里困难,急需用钱”,曾化名“刘某”在河北某医院卖过一次血,是姐姐抽的血,不用真名是因为“怕家里和同学知道没面子”。
11月2日,调查组带杨兴其做艾滋病毒检测,正常。
11月3日,张文清从邢台市卫生局得知,已找到血源刘高,陕西人,让他下午去听调查结果,但后来就没了消息。
11月6日,调查报告认定杨兴其就是“刘某”,薛××感染艾滋病与河北某医院无关。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结束。
11月11日,张文清终于拿到调查报告,他欲哭无泪:“就这么一张纸把我打发了!”
  同一天,记者到杨兴其家中,找到这位调查报告认定的“刘某”。杨兴其25岁,新婚不久,对于自己平生唯一一次卖血得的钱是怎么花的,他想了好一会儿说:“这个钱也不算多,还能干个啥?”
记者与杨兴其对话得知,杨当时没有供血证或其它献血凭证,并称他卖血挣460元(注:按当时规定输血400ml患者支付460元,但献血员只得180元)。杨说:“我姐姐去医院看了那些病历,那都是她自己签的字,合血单什么的,具体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主要情况我姐姐她都知道。我根本都不知道。”
记者问:你妻子将来生孩子需要输血,你放心吗?
杨:不放心。
记:为什么?
杨:艾滋病传染,都是谁说谁怕。
不敢想的过去和将来
  张文清拒绝回忆,说“不敢想”,他反复对记者说“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
  每天晚上,张文清抱着女儿,一闭眼就看到爱妻,半年前,他们还是一家四口睡一张大床。如今,他让儿子跟着爷爷或姥爷过,说:“我害怕连我的儿子也一块搭进去。”儿子上三年级,所有的同学都不跟他说话,常常放了学哭着回家。
  张文清望着远方说:“我有时想,我们有一儿一女,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有钱就剩点,没钱就借点。”
  他与妻子20岁时经人介绍相亲,此后逢年过节去她家拜访,她每次都送他鞋垫,有时一送三双。婚后两人务农,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我爱你”,为此他感到“后悔”,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妻子生前给他缝了无数双鞋垫,如今就垫在脚下支撑他每天抱着女儿讨公道。每次出远门,他先在村里用10斤小麦换10袋方便面,带着上路。
  他两岁的女儿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可现在她唯一的玩伴7岁的堂哥也开始躲着她了。
  张文清兄弟几个原本住一个四合院,事情一出,便有人搬了出去。60岁的老父亲叹道:“这事把整个家也弄垮了,现在谁也不愿在这个院住。我老了,该死了,人家都年轻哩,咱也不能硬捏一块儿。”
  有人说把这孩子弄死算了,爷爷质问:“这病,是她自己愿意得的?孩子她妈不在了,就不能让这孩子多活几天?”
谁能看见“冰山”的全部
  11月12日,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对记者说:“关于河北某医院自采血的行为如何处理,将与邢台市卫生局商量。目前刚开始调查河北某医院自采血的数量。是5例?50例?还是500例?”
  据介绍,调查组从11月11日起,开始对“宗和平反映其妻赵××在沙河河北某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进行调查。
  记者几乎每到一处采访都被告知,那家民办医院很有背景———院长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嫂子是邢台市市长。据悉,第二起调查开展以来,王顺英的家人几次到宗和平家,动员他不要声张。宗和平说:“我认得那个卖血人,找不到人,多少年我也要打这场官司!”
  采访中,有关人士仗义执言:“老百姓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不能再说瞎话了,如果认真查,问题肯定能水落石出。”
  记者发稿时获悉,邢台市卫生局对全市19个区县所属医院(不包括民办医院)进行检查,发现相当部分有自采血现象。1999年1—10月邢台市中心血站总血量11263个(1个相当于200毫升),而实际医院总用血量19976个,缺口达8713个,这个“缺口”全部为非法自采血或跨地区用血。目前尚无法得知该缺口中有多少为含病毒血液,也不知被输给了多少人。
  另据了解,薛××自1997年分娩到今年去世,母女俩“感冒”不断,在当地门诊部打针300多次,多次用的不是一次性针管。而村民为节省5角钱,往往不用一次性针管,一旦消毒不慎,将造成艾滋病毒更大范围的传播。
  尽管我们对“冰山”的全部无法获知,但今年世界艾滋病宣传日的主题“艾滋病离我们并不远”所意味着的现实,在深受其害的张文清他们,和更多当地人看来,已经如此令人恐惧而又难以逃避,成了他们难以醒来的梦魇。(按有关规定,艾滋病死者及家属为化名)
  张文清的妻(已去世)女都感染了艾滋病毒,现在女儿已经没有玩伴了。
 
 
母亲输血感染艾滋病 殃及三岁女童
2000年12月1日  《北京青年报》 记者 胡金喜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而居住在距京城500公里远的河北省小镇的仅有3岁的女孩却还不知艾滋病为何物,更不知自己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她的父亲和家人却在默默地忍受着艾滋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麻烦。
  王为军说,他的妻子在生这个孩子前,家里虽不是很富裕,但是吃穿不愁,人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家庭还是很和美幸福的。自打他妻子感染上艾滋病后(开始他并不知道得的是艾滋病),为了给妻子治病,用去了家里全部的积蓄,不够就去东借西借,为此欠了不少的债。后来当村里人都知道他的妻子得了艾滋病后,他连钱也借不到了。对这些,王为军说:“没有钱可以想办法,而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的歧视。”
  “在好多人眼里,感染上艾滋病的好像不只是我的爱人和孩子,好像是我们全家都感染上了。”王为军伤感地说。当他的妻子刚死时,许多人都怀疑是他传染的,背后有人说他作风不正,因为他曾在外长期开车。为了证明自己,他做过多次检查。“光化验就检查了五次”。开始是在地市医院检查,怕出差错,他又带着孩子跑到北京,结果只是他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前,家里大人有事,他都把孩子交给亲戚和邻居照看,而现在,照看孩子和家里的活儿都是王为军和孩子的爷爷承担了。为了怕受影响,有的亲戚甚至提出,“把这孩子弄死算了”。孩子的爷爷说:“孩子得这个病已经是她的不幸了,这个病又不是她自己愿得的,让她在世上多活几天不行吗?”
  现在,在王为军女儿王凯佳的生活里只有爸爸和爷爷,她生活的圈子只有家里的院子和门外直径不超过50米的范围。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她玩,按照常理3岁的孩子摔倒了别人都要拉上一把,而王凯佳要是摔倒了却没有人把她拉起来。当王凯佳拿着一毛钱去买糖时,人家连钱都不要,给她两块糖赶快把她打发走。而这一切,三岁的孩子却全然不知,她不知道小朋友为什么不和她一起玩。
  和孩子一样,王为军和他的家人同样也受到歧视,为了怕受牵连,以前一起喝酒玩牌的朋友现在都远离了他,就是在街上见了面也只是勉强打个招呼。就连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亲兄弟也都搬走了。为此事,王为军的父亲伤感地说:“这事把整个家都弄垮了,现在谁也不愿在这个院住。我老了,该死了,人家都年轻,咱也不能硬把他们捏在一块,随他们去吧。”
  现在的王为军除了照看孩子,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为这事讨个“说法”,为此他留起长发和胡须,他说:“只有到讨回说法的那天,我才会将头发剪掉。”而每天晚上当女儿揪着他的头发时,王为军说:“我害怕女儿问我为什么留这么长的头发,问我妈妈得的什么病,这些我没法跟她解释。也许这孩子可能等不到明白事的那一天,等不到官司胜诉的那天。”
  对于以后,王为军说:“我不敢想,我不知道官司到底能不能赢,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要让我的女儿多活几天,让她高兴。”
  为了他的女儿,王为军到北京向有关专家咨询过,得到的答复是:女儿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你,从以往的病历看,母婴感染艾滋病的活过五年的不多。为此王为军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他想通过记者告诉人们:“只要控制好感染途径,艾滋病并不可怕,希望人们对患艾滋病的人多一些关爱,不要远离他们。”
 
 
小凯佳,每天朝天空大笑两声
无辜患儿染上艾滋病法律能否为其讨回公道
2000年12月29日 《文汇报》
http://test.china.org.cn/chinese/LP/16364.htm
引言
      2001年元旦,新世纪的第一个新年,意味着多少梦想的“开始”。
      可是,对一个漂亮、乖巧的小女孩儿来说,这个特别隆重的新年却可能意味着最后的“结束”。  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母婴感染,医生说这样的孩子5岁前最易发病。而她,过年就4岁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柔嫩的小花蕾在下一个新年到来前枯萎凋谢?不,专家说,这并非唯一选择。
    伴随新年钟声,一个巨大难题摆在世人面前: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赶快帮助她开始接受惊人天价的治疗,让小花蕾也能在新世纪的阳光下逐渐成长、开放……
    “想办法为她呼吁呼吁吧,王凯佳不一定活不过5岁———只要有足够的治疗经费,她的生命可以延续,但是得快!再不开始治疗可能就真来不及了!”12月末,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刘巍给记者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她建议赶紧去看看小凯佳,因为她和相依为命的爸爸现在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更别提过新年了”。事不宜迟,记者和刘巍一起赶往河北邯郸市所辖的武安市邑城镇,希望能在“来不及”前让各方好心人了解这个可怜孩子的处境。
    不谙世事的小凯佳在当地是个被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名人”。3年前,母亲生她的时候在一家私人医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她的乳汁又使女儿出生不久就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到死,这个无辜的农家妇女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得了什么怪病。悲愤的父亲王为军决心要为妻女讨回公道,在一次次到省、市各级妇联、卫生部门上访无效后,终于通过北大律师的法律援助将该医院和有关责任人告上了法庭。
    火车半夜3点半到达。王为军早已在车站等候,老长的头发和胡子,颜色竟然有些花白,其实他才30岁,而且是当地公认的帅小伙儿。当年他和妻子搞运输、搞副业,王家曾是标准的小康家庭。自从去年年底开始,上访屡次遭冷遇的他决定不再理发,“我就是要看看到底头发长到多长,才能讨回这个公道”。“现在的日子还过得去么?有钱给孩子治病吗?”沉默良久,王为军告诉记者:家里积蓄早已花光,现在,就靠父亲前几年攒下的粮食和兄弟姐妹们接济的粮食过活……”
    太阳升起的时候,记者走进了小凯佳的家,小家伙正坐在床前烤火,圆圆脸蛋,戴个小红帽,两只小手平放在炉前,活像个布娃娃。
    因为血管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小天使般的孩子成了被邻居们视作“挨着死、碰着亡”的“恶魔”。正对着王家的那一户连门的朝向都改了,似乎怕王家射出的光线也会传染。对此,王为军不敢抱怨什么。不少亲友劝告他这个孩子活一天就拖累他一天,没准还会把病传染给他,建议他把孩子弄死算了。这他绝对不同意,“只要孩子活着一天,我就得对她负责一天。我是她唯一的依靠,怎么能再嫌弃她?”
    现在,王为军天天盼着一审的结果,“如果不理想,我就上诉,坚决告到底。”除了要为妻子恢复名誉,他更盼望着用得到的赔偿费给孩子治病,这次提出的赔偿要求是根据国际权威资料和专家意见得出的———延长小凯佳的生命需要超过1000万元的巨款。但是,一家私人小医院就算打输了官司又能赔出多少钱?对此,王为军也知道结果不会乐观。
    正在采访王为军的过程中,有人给送来了一张寄自重庆大学的包裹单,注明是给小凯佳的新年礼物。取回一看,是一只小玩具狗,里面还有一封信:“小凯佳,虽然没有见过你,但姐姐知道你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姐姐告诉你一个窍门,每天对着天空大笑两声,这一天你就会开开心心的……”不知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大学生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但是王为军说“就凭这”,他也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他绝不悲观。
 
 
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之歌
――一个中国艾滋病女孩的故事
2001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 刘畅 蒋韡微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日前向一个不满4岁的中国艾滋病女孩伸出了爱的手,表示将全力帮助她延续生命。
今天,这位女孩的父亲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安南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孩子的生命可能是短暂的,但我相信,当她懂事的时候,一定会为得到您的关注而自豪。
今天上午9时30分,王为军是带着微笑走进北京地坛医院的。年幼的女儿在他怀里天真地笑着。她叫佳佳,来到这个世界仅仅3年6个月零21天。女儿太小,不会记得两年前妈妈离去的那个春天,也不会知道妈妈喂乳时传染给她的"艾滋病"意味着什么。
1999年,小佳佳的妈妈被怀疑血液感染艾滋病而死亡,1个月后,佳佳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呈阳性,这个结果几乎令父亲失去生活的信心。为了治病,家里卖掉了农用四轮车,卖掉了拖拉机,并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王为军回忆说,佳佳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后,每天只能自己玩,谁家都不能去,就连亲哥哥都因害怕而搬出去住。偏僻的小村庄,谁也不懂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听了都吓得浑身发抖。我只好守着时刻与死神相伴的女儿,什么也不能干,靠借钱过日子。
他说,整个村子里有亲属上千人,但由于他已借了3万元的债,没人再愿意借钱给他。佳佳经常感冒发烧,时刻离不开药,作为父亲,感到孩子有些"生不如死"。有人劝他悄悄把孩子处理掉,王为军屡屡流泪,发誓说:"母亲已经被艾滋病毒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作为父亲,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伴她24小时。我与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经过了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面对今天进行的病情复查,王为军说"佳佳承载了太多的爱",为了自己和许多人对小佳佳的爱,王为军也走上了与命运抗争的艰难路程。
2000年7月,父亲以女儿王凯佳的名义,将当初违规输血的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服务中心免费代理诉讼。去年,本报报道了他们的不幸经历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热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今年春节,父女俩收到了来自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几十封慰问信,衣物、玩具和少量的现金也从各地寄来。小佳佳不知道这些玩具是哪来的,也不知道怎么玩,常常看着发呆。王为军告诉女儿,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他们的名字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佳佳在远方的亲人。
曾经在贫困中愁眉不展的王为军说,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真情,我们真的迎来了生活的春天。
今年1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来到北京大学。她听说了这个不幸女孩的故事,便满会场找佳佳的爸爸。当为了给女儿治病,已经两年没理发、长发披肩的王为军出现在她面前时,安南夫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足足两分钟。她说:"别着急,我们会帮助你们。"
王为军愣了,不停地擦眼泪。安南夫人又对陪同的律师刘巍说:"要想办法,使佳佳的生命延续下去。"
是别人轻轻地碰了王为军一下,他才如梦初醒,连声说"谢谢"。
安南夫人一直牵挂着小佳佳,回国后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她的问候。2月21日,在给佳佳验血之后,王为军给安南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见到你,我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女儿得了艾滋病,许多人与我握手都十分顾忌,而你与我握手那么长时间,我真的十分高兴。孩子正在治疗中,医生说如果她能活到5岁,就可能会活到8岁、甚至9岁。虽然她的生命会很短暂,但我相信,当她懂事的时候,一定会为有你的关心而自豪。现在,我们虽然处境十分艰难,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加入了帮助我们的行列。为了这些,我和女儿也一定会坚定信心,勇敢地活下去。"
    王为军说,他要代女儿把信尽快寄出去,把一个中国艾滋病小女孩的故事再次讲给她听。
2月21日,北京的一位词作者给佳佳写了一首歌:"再冷的春天,也要绽放真情的花朵,再短的音符,也不应轻易唱错,妈妈,你用生命,我用生命,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的颂歌。
 
河北邢台6岁艾滋病女孩依然挣扎在生死边缘
2004年1月14日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刘畅 蒋韡微
6岁的小佳佳不怎么爱说话,一阵冬日的寒风迎面吹来,她咧着小嘴轻轻地———哭了。
    从来到这个世界时,她就与一个威胁生命的阴影相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此,她一次次地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细数着自己的生命长度(本版2000年8月23日《一起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进行过报道)。
1999年5月16日,佳佳的妈妈靳双英被怀疑艾滋病血液感染而死亡,1个月后,佳佳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呈阳性。这一结果,几乎使佳佳的爸爸王为军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为了给佳佳治病,家里卖掉了农用四轮车,卖掉了拖拉机,并且背上沉重的债务。由于佳佳经常发烧,时刻离不开药,作为父亲,王为军时常感到孩子“生不如死”。有人劝他悄悄把孩子处理掉,王为军流着泪说:“母亲已经被艾滋病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作为父亲,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与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2000年7月,王为军和佳佳把当初为靳双英违规输血的医院———河北某医院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是医院违规输血导致了靳双英感染了艾滋病,进而通过母乳传给了孩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服务中心免费为其代理诉讼。对原告的指控,医院予以否认。2001年1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访问中国,特意找到王为军,握着他的手说:“别着急,我们一起帮助你们。”2001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某医院赔偿医疗费、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各种费用36万余元。随后,该案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近两年的漫长时光里,王为军一方面等待再次判决,一方面不断带着佳佳看病。2003年8月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了一审判决,发回邢台市中级法院重审。3年里,孩子从3岁长到6岁,随时受到艾滋病魔的袭扰,经常感冒,高烧不退,王为军发誓不打赢官司,不剪头发,如今,他早已是长发披肩,甚至华发早生。
    一场事关孩子生命和健康的官司,打了3年,还是毫无结果,让王为军有说不出的苦涩。
    2003年8月以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法院又重新组成合议庭,审判长吴某等人重新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们审理查明,靳双英于1997年7月30日在河北某医院住院,8月1日生下一女孩,8月4日,河北某医院医院为靳双英输血400ml。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死亡。河北某医院给靳双英输血为自采血,该行为属违规行为,并已由河北某市卫生局进行了处罚。
    为此,邢台市中院认为,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靳双英和佳佳感染了艾滋病毒,与河北某医院医院给靳双英输血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和被某医院不能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就要依法承担败诉的责任。
3年前,记者前往调查时,武安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任某说,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连远门都没出过,血液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防疫站的追访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靳双英分娩所住的河北某医院。而河北某医院医院称,给靳双英输血的血源来自一个叫“刘某”的献血者,河北某医院医院提供的“刘某”竟是当时医院负责采血的医务人员杨某的弟弟。杨某成了本案的关键。3年前,记者在冀南山区奔波了几个小时,找到了杨某,他在献血的年份、月份、季节,穿什么衣服、谁通知去的,献血时自己的名字、谁给编的假名等14个与献血有关的细节,均称自己都记不清了。
    3年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河北某医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即是杨某。河北某医院不能将刘某的真正身份说清,由于其违规采血,又不能证明刘某所献的血液是健康的,不含有艾滋病毒,也就是说河北某医院对输血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没有因果关系举证不充分。故应认定二者有因果关系。
    2003年12月25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河北某医院赔偿靳双英和佳佳医疗费、治疗费、精神损失费36.2042万元。对此,王为军表示,赔偿的数额难以补偿他们一家蒙受的巨大损失,他将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记者在邢台市采访期间,曾证实了河北某医院当时的负责人的直系亲属分别担任管辖该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沙河市(县级市)副市长、邢台市(地级市)市长,后来,担任邢台市市长的亲属又转任河北省某部门负责人。当时,邢台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曾向记者表示,此案涉及领导同志的亲属,但相关领导同志会正确对待这一事情,不会干预司法、行政部门对此案的处理。但王为军依旧深深地担忧:“这个案子一拖三年多,还可能四年、五年,作为饱受艾滋病毒折磨的当事人的家属,真的期盼着有关部门能早点给予结论,让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看到一丝来自社会正义的希望。”
 
 
武安农民王为军赢艾滋官司剃五年长发
2004年5月16日《燕赵都市报》记者 静冬
对于武安市邑城镇农民王为军来说,2004年5月14日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剃掉了蓄养五年的披肩长发。五年前,王为军“蓄发明志”,把违规输血的医院告上法庭,打起了轰动全国的艾滋病官司。五年后,他艰难地实现夙愿。
  而在很多人看来,“王为军削发”似乎并不重要,真正引人关注之处在于,王为军执著地打赢艾滋官司的现实意义及引发的思考。
  等了五年的理发
  5月14日,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的一个理发店。随着理发师傅剪子的“喀嚓”一声,王为军的披肩长发被理掉了,他的两行热泪也扑簌而下。
  “这头发对我意义重大,我要将它带走”,王为军说,这些头发见证了他打官司的整个艰难历程。“好多人都知道我为什么留头发,不过他们现在一看到我理发了,就知道我的官司赢了。”王为军小心地将头发和胡须装在一个塑料袋和烟盒里。
  “再过两天就是妻子的五周年祭日,这缕头发我要把它放到妻子的坟头上,也算是告慰妻子的在天之灵。”王为军眼里布满血丝,看了看身边的女儿低垂下头。
  五年来,长发飘飘的王为军每每拉着女儿的小手走在街头,人流中总要有人回头看上两眼,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那长发背后的酸楚。
“我就是要看看到底头发长到多长,才能讨回这个公道”。王为军自1999年便决定不再理发,誓死要为妻子和女儿讨个“说法”。他说:“只有到讨回说法的那天,我才会将头发剪掉。”这个朴实的汉子,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每天晚上当女儿抚摸着王为军的头发时,他害怕女儿问为什么留这么长的头发、问妈妈得的什么病,这些问题王为军没法跟她解释。“过去我一直担心,也许这孩子可能等不到明白事的那一天,等不到官司胜诉的那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看来女儿等到了。”王为军说。
  理过头发的王为军看上去很清爽,眼神也仿佛变得豁亮了好多。
  迟来的胜诉
  一场事关生命和健康的艾滋病官司,像"马拉松"一样打了几个春秋,让当事人王为军有说不出的苦涩。
  5月初的晌午,石家庄的天气暖洋洋的。王为军接到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两手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为等这一天,王为军的头发由当初的板寸已经长到垂过腰际,甚至华发早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34岁的汉子攥着判决书号啕大哭起来。
  按照判决,王为军及女儿获得362042.55元的赔偿。这笔赔偿是用妻子因医院违规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死亡,女儿因母乳喂养被感染上艾滋病毒换来的,其中充满不尽的血和泪。
  36万元!是以一个幸福家庭的家破人亡为代价的。"这些钱怎么就能弥补我和我的家庭蒙受的巨大损失?"王为军说,仅就孩子的治疗费,按照权威资料和专家的说法,要想延续女儿的生命就得需要超过1000万元的巨款。因此王为军将这次胜诉概括为"表面的胜局"。
  在判决书中记者注意到有这样一句话,"实际治疗不足部分另行处理"。王为军说,如有可能他将提起申诉或再另行起诉。他要让女儿活下去!
  "尽管表面上看自己赢了这场官司,我仍担心判决最终不会得以执行。"这次到北京王为军让代理律师写了份强制执行申请书。
女儿这七年
  王为军的女儿凯佳今年7岁了,但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来北京了。从来到这个世界时,她就与一个威胁生命的阴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伴。为此,她曾一次次地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各大医院,细数着自己的生命长度。
  7岁的小凯佳,已经经历了沉重而悲怆的人生---出生时,母亲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不到2岁,母亲死于艾滋病;一个月后,小凯佳被查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与此同时,父亲王为军抱着她四处上访、求医;2岁时,父亲起诉了给母亲输血的那家医院;如今小凯佳7岁了,官司总算有了个了结。
  小凯佳不怎么爱说话,喜欢抿着小嘴呵呵地笑,腮帮上露着两个深深的酒窝。不知情的陌生人,丝毫看不出她依然挣扎在生死边缘。血液里肆意流淌着艾滋病毒,意味着鲜活的生命随时随地就可能在生活的风雨中枯萎。只有7岁的小凯佳当然还无法理解这种被死神时刻觊觎的滋味。
  从石家庄专程赶到北京的《河北画报》记者李勇,在给小凯佳拍照时说,"不知为啥,越是捕捉到小凯佳的可爱和美丽,我端镜头的手越是发抖。"拍摄完毕,小凯佳很乖巧地连说谢谢。王为军说,这些年来带着女儿四处上访,凯佳已经见惯了人情冷暖。其实这本不是她这样年纪的孩子该承受的。
    不敢想的未来
  王为军和女儿注定成了艾滋病酿造的悲剧角色。对于王为军来说,展望未来近乎是残酷的。
  王为军曾到北京向有关专家咨询过女儿的病情,得到的答复是:女儿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你,从以往的病历看,母婴感染艾滋病的活过五岁的不多。为此王为军做好了思想准备。
  而如今凯佳已经7岁了,随时受到艾滋病魔的袭扰,经常感冒,高烧不退。王为军总要及时地给孩子吃退烧药,有时女儿吃药吃烦了拒绝吃药,王为军忍痛也要把药给女儿灌下去。“也许她还没有感受到生命的花季,就已经不在了……”王为军不敢再想下去。
  记者先后六次见过小凯佳,每次的伤感越来越深。因为记者不知道,凯佳还能活多久。每次采访回来,记者一直害怕得到王家的消息。
  小凯佳依然快乐地过着每一天,认识和关注她的人都期望奇迹发生。王为军也想通过记者告诉人们:“只要控制好感染途径,艾滋病并不可怕,希望人们对患艾滋病的人多一些关爱,不要远离他们。”
  为了给女儿治病,王为军把能借钱的亲戚都借遍了,自己背上一屁股外债后,再也没人愿意借给他钱了。但女儿时刻离不开高昂的治疗和检查费用。
  “现在有钱给孩子治病吗?”记者问。
  沉默良久王为军告诉记者:“别说治病,就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就靠兄弟姐妹们接济的粮食过活,哪有钱治病……判决赔偿现在一分钱还没有兑现。”“即便能够获得一定的赔偿,孩子已经成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王为军害怕妻子的悲剧重演。
终生难忘好心人
  "能打赢这场官司要感谢许多好心人,"王为军说。
  王为军在北京理发前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律师刘巍,始终陪伴着王为军父女俩。这些年刘巍为这起马拉松式的艾滋病官司一直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无数次奔波在北京和石家庄、邢台之间。用王为军的话说,"让我终生都报答不完呀"。
  至今王为军还清楚地记得刘巍在法庭上的一段精彩辩护:小凯佳来到人世间吃的第一口母乳就是带有艾滋病病毒的,一出生她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她没有机会享受生活的阳光,这残酷的折磨将伴随至她生命的终结,她是天下最可怜的孩子!一个原本幸福和美的家庭就这样被一袋血液摧毁了,请给一个公正的判决吧!
  "说到这时刘巍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也失声痛哭,旁听席上也响起了一片抽泣声。"王为军回忆起过去,眼圈又红了。
  和刘巍一起代理这起艾滋病官司的刘秀珍在石家庄工作,是个年过70的老律师。一次她和王为军父女俩走在街上,被别人误以为是亲密的一家三代人呢。
  "老太太真是用心贴近艾滋病人和家属。"王为军说,每次到石家庄或者北京都是刘秀珍给他们父女安排食宿,特别是对小凯佳,吃饭时,她要把好多好吃的夹到女儿的碗里;走路时,她总是要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生怕一不小心跌倒。
  王为军说,自从打起艾滋病官司,全国好多媒体都曾关注报道过,《燕赵都市报》更是从未间断。《中国青年报》的刘畅2000年几经周折到家采访时,她和同事蒋微微不仅将那次出差的稿费和补助全部给小凯佳买了东西,还倒贴了不少钱。原《南方周末》的寿蓓蓓得知王为军来北京剪头发,特意跑来看望他们父女俩。
  重庆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大学生给小凯佳寄来了个布娃娃,里面有个纸条这样写着:"小凯佳,虽然没有见过你,但姐姐知道你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姐姐告诉你一个窍门,每天对着天空大笑两声,这一天你就会开开心心的……"
  正是这么多的好心人,让王为军和小凯佳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相关链接
    王为军艾滋官司回顾
  2000年8月王为军将当初违规输血的医院告上法庭,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服务中心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2000年10月18日、12月11日和2001年5月18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 三次开庭审理此案。
  2001年10月15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河北某医院赔偿王为军一家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36.2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不服均提起上诉。
  2003年8月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撤消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3年9月23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2003年12月2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赔偿原告362042.55元(含精神损失费10万元)。双方不服又提起上诉。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40元,由河北某医院负担。
    记者感言:
    我们应该感谢王为军
  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当初记者原本不准备把王为军和小凯佳的真名公布。可是王为军拉住记者说,希望你们把我们的真名写出来。“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需要时刻警醒人们,我们情愿为社会做一个标本。”
  可以说,王为军是我国目前公众眼里惟一一个公开自己真实姓名的艾滋病患者家属。艾滋病至今还是一个很隐私的事情,几乎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面对公众,虽然他们十分需要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感谢王为军。”北京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不无感慨地说。
  自从打起了艾滋病官司,王为军便不再理发剔胡须,并立下誓言,“只有到讨回说法的那天,我才会将头发剪掉。”这个朴实的汉子,选择这种倔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为军几乎成了“艾滋病官司”的代名词。甚至有河南的艾滋病患者打来电话,要求他帮助打医院违规输血的官司。“虽然我的官司当时还没打完,但我还是感到欣慰,我愿意看到社会上每一份抵制艾滋病传播的力量。”
  无论在媒体上还是在各种公众场合,头发日长的王为军成了一种意志和顽强的化身。历时五年王为军的头发终于剪掉了,一束半米多长的头发见证了艾滋病官司的整个艰难历程。
  历尽艰辛,屡次三番与违规输血的医院对簿公堂,王为军希望能够借此提醒社会各级医疗机构,高度重视预防艾滋“病魔”,不要再让其他的家庭和孩子遭此不幸。
  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在《输血法》出台之后,在某些地方采供血混乱的现象仍旧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这种现象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危害性后果。与此同时,当地不断发现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王为军说,他真不希望自己暴露出来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
  采访中记者获悉,给王为军爱人违规输血的医院所在地现在已经被确定为全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王为军认为“这对当地是件大好事!”
  王为军跟记者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好好地陪着女儿,让她在短暂的时光里,不受到任何委屈。他也希望医院违规输血的事儿不要再发生。“一例也不要再发生!”王为军又加重语气地补充道。
  从王为军身上,我们感受到力量,也看到了希望。
 
 
 “艾滋病官司”凸显了什么
2004年5月27日 《河北日报》记者 张书泽
防治艾滋病立法已迫在眉睫
  2004年5月12日下午,王为军带着女儿又一次踏上了由邯郸开往北京的列车。
  不过,这次他不再是为自己的官司奔走求救,而是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北京一个艾滋病民间研究团体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和他有着相同命运的人们,共同探讨如何打赢“血液官司”。
  5月13日早9时,当记者、王为军及为其免费代理诉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刘某,一起走进柏林寺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时,发现屋中已经坐满了人。除了4名工作人员外,其余的十几位都是前来寻求帮助的血源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
  “我儿子才11岁,他是一次交通事故后在医院输了含有病毒的血才得上艾滋病的。这都是非法卖血、采血造的孽呀!为了给儿子治病,也为了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打这个血液官司!”一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妇女流着眼泪,向人们哭诉悲惨遭遇。
  4年前,王为军和她一样,也是流着眼泪、满怀愤恨,把给妻子违规输血的沙河市河北某医院告上法庭的。作为受害者,他们搞不明白:国家已有《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为什么感染了病毒的血还是流进了病人的血管?
  王为军讲,当初,河北某医院给他妻子所输血液的采血单上,既无卖血人的身份证号码又无体检证明,只有一个无法辨明真伪的人名“刘某”和一个字母“B”。
  医院就是以460元的价格,把这样的“黑血”卖给了他,输进了妻子的身体,从而酿成了惨剧。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增长令人吃惊,而血液传播是其主要途径,占72.6%。因输血而感染者占艾滋病患者的0.2%。
  “法律执行不力,是造成这些惨剧的原因。过去,因为没有堵住非法采血卖血的黑洞,我们在艾滋病防治上陷于被动。”刘巍律师分析说。
  更有专家认为,我国有关艾滋病的法律、法规多是艾滋病传入之初和中期所制订,已远不适应当前遏制其传播的需要。因为尚无一部防治艾滋病的专门法律,我们的一些防治工作缺少有强制和约束的法律,所以制订一部防治艾滋病的专门法律已迫在眉睫。
  艾滋病官司,为人们拉响了防治艾滋病立法的红色警报。
  漫长的等待呼唤法律的阳光
  然而,打一场艾滋病官司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踏上打官司讨说法这条路后,蓄发明志的王为军才发现,他所寻求庇护的法律,并没有如他所愿对弱者以足够的温情。长发一留竟五载。
  王为军特别不愿回顾打官司以来的经历,他说,“每回忆一次就像揭开刚结的伤痂”。但近4年的苦与累,并不会因为他拒绝回忆而减少一分。
  翻看他打官司的时间表,我们发现,从2000年8月王为军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到2001年10月邢台中院作出判决,此案一审历时一年零两个月;从2001年10月原被告上诉省高级法院到2003年8月省高法作出“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裁定,二审又历时一年零九个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审理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月。审理对民事判决的上诉案件,审理期限为3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也就是说,在中院一审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一年零三个月,在高院二审最长期限是半年。但是,事实上,一审法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审结,但已是两次延期审理,而二审则超过审理期限1年多。
  “就像人们对艾滋病缺乏认识一样,我们的法律及办案人员对艾滋病官司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审理人员对艾滋病的发病特点和规律缺乏认识,因而在调查认证时花费了很多时间。这可能是本案迟迟未能判决的原因之一。”4年来,一直担任代理律师的刘巍分析。
  但是,3年多的时间,对王为军身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儿佳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生下来吸吮了第一口含有病毒的母乳之后,小佳佳就被判了“死刑”。一个为佳佳看过病的专家预言,如果孩子得不到及时治疗,活不过5岁!
  官司迟迟未果,孩子看病急需用钱。王为军先后7次向法院递交了“先与执行申请”,但让他们失望的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王为军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社会的歧视。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常规接触并不会传染艾滋病,但一些人还是视他们如洪水猛兽。甚至,有的法院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他这样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也退避三舍。现在,佳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在外界的压力下当地的学前班让孩子入了学。但孩子在班里坐最后一桌,上不上课没人理,学好学坏没人管。“法律规定禁止歧视艾滋病患者,但这仅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而已。”饱尝辛酸后,王为军剩下的只有无奈。
  如何让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2004年4月29日,等待了3年零9个月,王为军得到省高院与邢台中院一审时几乎相同的终审判决,河北某医院对王为军妻子之死和小佳佳感染艾滋病毒承担过错责任,赔偿各项损失362042.55元,这当中包括佳佳今后治疗、检查、护理、营养等费用20万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
  对于判决结果,刘巍直言:“20万元的治疗费能否体现法律的公正,值得商榷。根据权威资料和专家的说法,2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佳佳的治病需要。虽然判决还说实际治疗不足部分另行处理,但如果再因此起诉,有了此前等待的前车之鉴,今后另行处理部分也不容乐观。这不能不说是本案的一个遗憾。”
  对于赔偿金一直是这起诉讼争论的焦点,也是法院判决的困惑所在。判决书中提到“鉴于艾滋病的治疗因人而异,且费用尚未确定”因而判决了先行酌情给付20万元。
  事实也如此,艾滋病治疗的费用因人因治疗方法不同,费用不同。但是,刘巍曾经专门访问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及艾滋病研究室主任曾毅,他提供的数字是,像小佳佳这样的艾滋病人一年的药费约为15至20万。很显然,对方赔偿的治疗费只能维持她1年的药费。今后,一旦小佳佳的治疗费得不到保障,那她的生命将直接受到威胁。
  不光这些,现在王为军对36万元的赔偿能否真正拿到手里都打了问号,对本案的执行仍心存疑虑。
时至今日,王为军仍未拿到一分赔偿金。“实在不行只能申请强制执行了。”等钱为女儿看病的王为军,时刻被死神觊觎着的小佳佳,盼着救命的钱早点拿到手。
司法部冯建仓: 用法律为弱者撑起一片天空
新闻纵深:通过王为军一案,我们看到了当前艾滋阴影下的司法困局。您认为应如何避免类似的情景再次出现呢?
  冯建仓:我国目前有艾滋病感染者约84万人,艾滋病人约8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艾滋病传播和流行的规律看,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防治艾滋,最为紧迫的是依靠法律。王为军一案维权的艰辛也充分说明,建立一套艾滋病的法律防范体系已迫在眉睫。
  新闻纵深:您认为建立艾滋病的法律防范体系应以什么为出发点呢?
  冯建仓:艾滋病的法律防范体系必须以关怀、保护艾滋病患者为出发点,充分体现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保护性措施及反歧视原则。
  在艾滋病的防范方面,我国虽然已有《传染病防治法》等一些法规、制度,但这些法律法规,有的因为制订时间较早,已经不太适应当前艾滋病防治的形势,有的还不完善,一些规定不够明确,所以不能很好地起到防范作用。还有,在一些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对传播病毒的行为打击不够,从而造成了病毒蔓延和扩散。在这方面,有法可依与执法必严同等重要。
  新闻纵深:在建立的法律防范体系中,如何维护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的权益?
  冯建仓:在加强法律防范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立法充分维护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的权益。以法律来保护感染者及患者的合法权益和救助措施;以法律来反对歧视感染者和患者。
  从王为军的案子来看,执法人员应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保护意识,为其维权建立“绿色通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尽可能地缩短办案期限,实施先期执行等救济措施。国家应尽快组织卫生及法律界人士对艾滋病的治疗费用进行论证,制定一个统一标准,从而消除办案人员在赔偿问题上的困惑。
  与此同时,各地方、各部门还要彻底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性条款,保护其健康权、隐私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权利。
 
 
一个父亲的艾滋诉讼
2004年05月28日 央视国际 《新闻会客厅》栏目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 常听见有人说叫削发明志,说为了要实现一个什么事儿,把头发给剃了,然后表示一种决心,但是在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新闻内容之中,正好跟这种表达是相反的,他蓄发明志。
  [短片]
  5月20日,王为军剪掉了他蓄了5年的长发。五年前,他蓄发明志,发誓要为女儿王凯佳讨回公道。
  王凯佳今年7岁,她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7年8月1日,王凯佳出生在河北某医院。父亲王为军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在武安农村,有一对儿女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高兴的王为军很快接受了医院院长王某的建议,花钱给妻子靳双英输血400毫升,院方表示,产妇输血后能恢复得快一点。
  王凯佳并不知道自己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欢乐是如此短暂。出院后,母亲靳双英非但没有恢复,反而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她一直感冒,高烧不断,半年后就卧床不起。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在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情况下死去。
  王为军是当地最早买汽车跑运输的人之一,每个月都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妻子靳双英持家有方,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红火。靳双英生病后,王为军四处求医问药,两年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债台高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宅基地。
  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1999年6月23日,在有关机构确认靳双英死于艾滋病后,北京地坛医院又确诊当时年仅一岁半的王凯佳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一家出了两个艾滋病,这在当地村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原先经常串门的街坊邻居们见到王为军父女俩就躲,小孩子们也不和王凯佳一起玩。王为军的哥哥本来和王为军住在一个院子里,但考虑到自己孩子的安全,他搬了家。
  王凯佳在这个没有玩伴的环境里一天天长大,她也经常感冒发烧,这让王为军心急如焚。他无力承担给女儿治疗的费用,更无法承受村里人异样的目光。
  白岩松:好,今天我们会客厅请来的客人就是王为军和他的女儿凯佳,凯佳今天是真漂亮。
白岩松:以前化过妆吗?
王凯佳:没有。
白岩松:你舍得一会儿做完节目洗脸吗?
王凯佳:不舍得。
白岩松:今年7岁了应该。
  王为军:对,去年9月份,刚刚上了学前班。
  白岩松:今年能上一年级吗?
  王为军:看她那个表现,我觉得她上一年级也不是太乐观。她在学校老是有小孩欺负她。
  白岩松:凯佳,想不想上学?
  王凯佳:想。
  白岩松:小朋友跟你玩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王凯佳:不知道。
  白岩松:还得回头说到你这个头发,当初五年前为了打官司,说我把头发留起来,今年5月份的时候官司赢了,剪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为军:说实在的,第一撮头发剪下来的时候,那种心里也说不上,酸酸的,那种特别苦、辣,反正什么心理,各种各样的滋味马上都下来了,我一直在克制自己尽量不要流泪,但是始终控制不住。
  白岩松:一边剪头发一边掉眼泪。
  王为军:对。
  王为军:现在的心情或许有点悲喜交加那种感觉。
  白岩松:讲讲这个悲喜。
  王为军:说实在的,我有时候真的,走过的路自己都不敢想,有时候晚上一想起来就跟做梦似的,出去这种遭受的各种冷遇,然后跟别人又是吵又是骂,这种痛苦根本没法去想,也不敢去想。
  白岩松:喜的呢?如果说有的话。
  王为军:喜的就是,最少我也算是熬出来了,这第一步官司总算打赢了,孩子按照专家这种说法,因为孩子那时候病毒数量挺高的,那时候就告诉我,说你这孩子可能生存的希望很小,她可能在5岁之前就可能离开你。那时候我一直在咬着牙,因为我从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得时时刻刻地让她能够在这个世上,如果说是有可能的话,不管是希望多么渺茫,我也要坚持。
  白岩松:孩子什么时候,小凯佳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的事儿了?
  王为军:好像是两年前的一次,2002年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她不知道,有一次在下火车,从西客站出来以后,有一位老大妈,她说我帮你带孩子吧,她在前面领着孩子,然后她就问,说你妈妈呢,我孩子说了一句,我妈妈死了,我一下子心“咯噔”一下。因为我一直没法跟她说,也没法跟她讲。
  白岩松:凯佳,妈妈长什么样?
  王凯佳:不知道。
  白岩松:见过照片吗?
  王凯佳:见过。
  白岩松:那怎么还不知道呢?
  王凯佳:不知道什么样。
  白岩松:刚刚开始凯佳的母亲去世了,然后凯佳也最后被医生确诊说她也是艾滋病阳性,旁边整个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就迅速地就开始发生变化?
  王为军:实际上从我妻子出院以后,这个情况马上就变了,可以说我在当时这一帮朋友也挺多的,平常喝酒、打牌、聊天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就从那次回来完全没有了。
  白岩松:一下子就不见了。家里头的变化呢?
  王为军:我家里的那些人,有时候表面上看他们一直在支撑着,实际上内心一直在躲,我都看出他们有意在躲。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就连我父亲也是害怕,其实我心里那时候也没底。
  白岩松:后来您的兄弟姐妹从大的家庭走了,因为在农村,大家其实原来我看那个短片是住一块的,是不是回过头来去想也理解?
  王为军:我刚开始那个时候心里也是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慢慢地冷静下来以后,我想这也是说能够理解的,因为在农村来说,这个小孩经常在一块磕磕碰碰的,也是经常的事儿,像这样做我觉得也是应该能理解的。
  白岩松:但是在农村里头我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你们也不能说总呆在屋子里头
  王为军: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感觉到人家都是好像在躲我,我领着孩子走一个碰面,人家身子就闪过去的,人家一个眼神看你,心里感到特别特别地不是滋味。所以我一般出去就是为这个官司奔波跑,我一般就在家里呆着。因为我害怕那种眼神。
  白岩松:其实对你更大的一个打击,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打击,是小凯佳确诊的时候。
  王为军:是,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我没事儿,孩子有事儿呢,我自己一直在跟自己说,搞错了,肯定是防疫站那边搞错了,我自己带她上地坛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测,没想到第二天结果出来以后是,一下子把我脑子里全部都打乱了。
  白岩松:蒙了。那天你都不知道该去跟谁说,孩子一岁多一点。
  王为军:我记得在医院里有一个八角亭子里边坐了好长一段时间,望着亭子那一角,我一直在想,我该往哪儿走。
  白岩松:后来回去之后凯佳开始长大,周围的情况又是什么样?
  王为军:她上街都没人敢去碰她,两岁的孩子在街上,你说走得快了,走得猛了,摔一跤,按照常理说应该有人把他拉起来,但是她要摔倒了,绝对没人上去把她拉一下。还有孩子要吃糖,给她两毛钱让她出去买糖。她蹦蹦跳跳出去以后,一会儿高高兴兴拿着钱回来了,而且手里攥着糖,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卖糖的那个老爷爷他不要我钱,给我两块糖让我赶快走,她挺高兴,但是我心里那种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白岩松:知道是为什么,嫌这个钱危险。
  王为军:对,他不敢要那个钱。她如果说走到哪儿,小孩都躲着,她往哪儿一走都跟着躲,人家都不理她。
  白岩松:那你怎么陪着她成长?
  王为军:我这几年说实在的,我都一直觉得孩子毕竟是无辜的,这么小的孩子,她不应该遭到这种待遇,所以我就是我每天要是在家的时候,我都尽量让她,她要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点什么,每次出来的时候她挺高兴的,在家里有时候淘气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明天要出去,你听话吗,听话,出去以后不许跟我撒娇,不许要东西,因为爸爸现在没钱。她说行,怎么说怎么行,反正只要能出去就高兴。
  白岩松:怎么陪着她玩?
  王为军:出去之后,像我到武安、邯郸、邢台、石家庄这些,有时候上超市里边逛一圈,有时候商店里边,就是上楼、下楼,坐电梯,她对这个特别高兴,上楼下去,上去下来,在大厅里溜溜,她挺高兴的那时候。
  白岩松:你看过去的时候,没出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应该算是奔小康去了吧,家里头?
  王为军:也算是有吃有住有看有花,基本上都是样样也不缺,别人有什么我也应该都有了。
  白岩松: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这几年你现在靠什么?
  王为军:我现在几乎是靠社会各界好心人的资助,从2001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好心人,让我最感激的就是北京有两个人,一个叫魏晓明,每年要好几个包裹,包括孩子你看穿的衣服都是他给的,这人挺细心,孩子一直在成长。
  白岩松:号还在变。
  王为军:对,号一直在变,从脚上到头上,围巾到帽子、手套,他想得特别特别周到,我特别感激。
  白岩松:小凯佳成了村子里头最漂亮的孩子了应该。
  王为军:还有一个人叫刘平,他曾经这几年先后资助我九千多元,每年都要给我寄点钱,还有像全国各地的,也有高校的学生陆陆续续给我一些救助,有玩具,孩子吃的、玩的,还有现金,所以我这几年说实在的,刚开始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一种愤怒与痛苦,那种绝望的感觉,慢慢的,随着时间一直在往后推,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让我看到这个社会还是热心人比较多,应该说感激这个社会。
  [短片]
  为了给妻子和女儿讨一个“说法”,尽快给女儿治病,王为军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诉。
  在王凯佳母亲靳双英去世前,武安县卫生防疫站曾经对她的患病原因做过调查,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输血感染。靳双英身体一直很好,只是在河北某医院输过那惟一的一次血。而当时,在这个医院周围,乱采血的现象非常严重。
  根据对靳双英病历资料的调查,当地卫生防疫站认为,给靳双英的输血的血源来历可疑,很可能是河北某医院的违规自采血。但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卫生局的调查报告却截然不同。
  卫生局认为,尽管医院存在着违规采血的现象,但是给靳双英输的血是干净的,理由是他们找到了医院的内部的一个职工杨巧芳,此人承认违规采了她自己弟弟的血,这袋血后来输给了靳双英。但她弟弟并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拿着这么一份自己证明自己清白的报告,医院拒绝给王为军任何赔偿。
  此后,王为军开始背着小凯佳逐级上访、申诉,但没有任何结果。王为军决定“蓄发明志”,不给女儿讨回公道就不理发、不刮胡子。
  在女儿面前,王为军不怎么表露自己的情感。但他也有憋不住的时候。门上的对联,发泄的诗词特写。
  “我的一生从此时此刻起,就像风一样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幸福生活不复存在,度日如年。”(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对行政申诉失去了信心的王为军决定诉诸法律。1999年12月的一天,王为军背着小凯佳走进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法律援助。
  白岩松:一些卫生部门最初面对凯佳,面对你的时候,那个时候状况什么样?
  王为军:实际上它就是底层的卫生部门,我刚开始那时候,走行政渠道的时候,那时候各部门都不能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儿,老是在回避,在躲。甚至我多次跟他们发生争执、打骂,出现这样的事儿出现太多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邢台卫生局的时候,孩子有一次撒尿,撒在楼道里边了,我到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整个我一进大门,那股刺鼻的消毒味让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我说这是卫生局,应该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白岩松:消毒,就因为她没忍住,在那儿……
  王为军:对。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特别地糟糕。
  白岩松:绝望到什么程度?
  王为军:对方跟我说一句难听的话,你的事儿不归我管,我马上第二句话就敢骂出来,就敢骂他,然后我就动手,用拳头砸门也好,用脚踢门也好,我什么样的举动都敢做,就那种,说实在的,那时候就把命豁出去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
  白岩松:恨过吗?
  王为军:恨,那时候确确实实是恨,我觉得在一个农村出现这样的事儿,那就是卫生部门的政府的失职,首先要恨他们,然后是医院,医生这一块。
  白岩松:恨完了呢?想过报复吗?
  王为军:想过,但是我报复我只能说针对医院,别的地方我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想法,而且我对当时那个医院的院长说实在的,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
  白岩松:也绝望过,也恨过,甚至也产生过报复的念头,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要打官司?
  王为军:说实在的,打官司这条路,刚开始那时候不敢想,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打官司是从99年的11月份,那时候当地卫生局防疫部门不是组成一个调查组吗,最后给我一个结果就是说医院输血,违规采血是违法的、违规的,我们已经做了处罚,但是这个血液来自于健康人体,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你这个事儿,你也只能说是我们到此为止,我有一个哥哥,他多多少少懂点司法知识,他就提出来说你跟他要献血本,献血证、体检表、身份证这一类,当初抽血必须要有这些手续,我就跟他们要,他一听我说的这些话,他肯定有人在支招,给我扔出一句话,要想看这些东西,法庭上看。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说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调查结果难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打发了吗?我跟那个卫生部沈处长说的时候,我说我该怎么办,沈处长说,实际上你这个事儿我也是从卫生部作为一个公务员来说,我也是帮你把这个事儿给你们河北省发过两次文,也催过两次,但是始终也没有答复,他说你要真的想讨一个说法,你只能走法律程序,然后用法律讨一个公道。
  白岩松:打这个官司你要当时五年前的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王为军:要一个公正的说法,然后就是赶快给孩子治病,治疗这一块,因为在条件说我这个孩子现在病毒数量很高,一旦发病的话,那是很急的,因为小孩的免疫功能特别低,他跟大人不一样,
  白岩松:咨询过没有,如果要是能保持着对凯佳的治疗,一个月得多少费用?
  王为军:我从99年的时候就咨询过,那时候费用一年的话最低要十几万。
  白岩松:一年,对于你来说这该是个……
  王为军: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没法想,不敢想的数字。
  白岩松:而另一方面,作为打官司来说,对于你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行当,心里有底吗?
  王为军: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曾经北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姓郭,郭主任就这样说过,接我这个案子的时候,说你这个案子可能的话,要打两年,两三年,甚至更多一点,他说你要准备面对那个现实,我说别说两年,再长我也能够接受,
  白岩松:为什么要留头发呢?
  王为军:实际上那时候我想着我能不能活下去,我就这样,保持我这种状态,我看看我的头发到底要变成什么样,要长多久,我这个事儿能够得一个说法。
  白岩松:想过这个官司的难度吗?
  王为军:关键不是说这个官司进展的难,关键是干预,权力这种干预特别地难,实际上我在两级法院作为一审、二审、再审、重审这几次的审理当中,我遇到的法官也好,审判长也好,他们的态度都挺好的,素质挺高的,跟我说话也挺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后人的话真的让我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包括在邢台的时候,说我知道你面临的这个困境,我们也是尽快地给你判决,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合议庭说了不能算,你这个案子毕竟比较大,在河北省这是第一份。从第二审的高院也是,包括审判长、法官都说得挺好,我们实际上这个判决在2001年上诉之后,第二年2002年那个判决实际上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判决书我们写好以后必须递审改会,审改会不发我们也没办法。
  白岩松:这个案件就反反复复一下子就这么多年,当时在短片中我看到的,当时写的说我的一生就像风一样走了,何时是尽头,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
  王为军:当时就是感觉他们一直在相互扯皮的情况下,你找这个,找那个,然后顶头的上司我又找不到,我究竟该找谁,谁能给我一个交代。
  白岩松:你像个风筝。
  王为军:是。
  白岩松:想过放弃吗中间的时候?
  王为军:放弃倒是没想过,我是想过绝望的,产生别的念头,
  白岩松:什么念头?
  王为军:包括把医院的院长杀了,然后我领着孩子选一种别的方式,当时我还想着,那时候感到最痛苦的时候,我在家里想了一晚上,不行的话我第二天出去买个票,带着女儿,然后哪儿最好玩,玩一天,疯疯地玩一天,然后我就买个天安门城楼那个门票,我上去一下子,自己给自己留一张纸条,我就跳下去。
  白岩松:当时北京的律师们开始帮你,这个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王为军:实际上从律师的介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以说一个人在河里游着游着,抓到一棵救命草,看到一点希望,我得奋力地抓住往前游,最起码说看到了希望。
  白岩松:他们收钱吗?
  王为军:不收钱,实际上我在之前我准备打这场官司的时候,我也接触过、咨询过,在河北省,在我们邯郸可以说好多律师一听我这个事儿都摇头,都不敢接。
  白岩松:人家也知道难。
  王为军:对。
  白岩松:凯佳等于是在这五年的官司的道路,在你家乡到北京来回跑的道路上成长的。
  王为军:是,从她的眼里,在奔波中慢慢长大的。
  白岩松:医生最早的时候说,有可能几年内会有危险
  王为军:实际上她从这五年来,每一次发烧我都是提心吊胆,只要一发烧我就提心吊胆,我就得赶快给她吃药。有时候她难受的时候,哪怕就是说不愿意吃,再怎么闹,再怎么哭,我灌也要把这个药灌下去。
  白岩松:凯佳现在每天吃药吗?
  王凯佳:吃。
  白岩松:现在自己吃还是爸爸非让你吃?
  王凯佳:自己。
  白岩松:自己就能吃了,真是好孩子。
  白岩松:前年年底开始整个咱们大环境变了,就是国家对艾滋病明显重视程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也是在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变化?
  王为军:我说实在的,我自己感觉到,到后来,可以说由痛苦无奈变成一种感激社会,像国家对艾滋病病人的救助、治疗、照顾这一块有了很大一个突破,最起码来说,作为一个农村底层这些农民,他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药物,所以这一点让我挺感激的。
  白岩松:这个时候开始有没有一种嗅觉、感觉说我的官司有可能要出现转机?
  王为军:那时候我还没这种感觉,也是感觉到,总感觉到这个官司或多或少会出现什么别的意外,就连我的律师也一直在担心这个官司,从法理上来说,这个案子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故,但是这个私下里会出现的那个事儿是很难预料的。
  [短片]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院下达终审判决,判决河北某医院赔偿王凯佳人民币362042.55元。
  官司赢了,留了五年的长发终于可以剪掉了。王为军将头发埋在妻子的坟前,把三本判决书一页页烧掉。
  官司赢了,但并没有真正结束。5月22日,王为军带着小凯佳向邢台中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他要尽快拿到赔款为女儿治病。多数因母婴传播而染上艾滋病的孩子活不过5岁,小凯佳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强制执行呢?
  白岩松:什么时候呢?
  王为军:那天法院说的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等于是立上了,你执行这一块,我们马上会转到执行厅去,让执行厅下边,他们具体负责,但那个时间我们不能跟你说,我们也不好给你定。
  白岩松:钱为什么不能给你,法庭已经宣判完了。
  王为军:我应该感觉到这个判决书下来应该把钱拿到手的,本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看来这又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白岩松:原因是什么?
  王为军:原因我觉得还是他们家里这些势力的背后阻止……
  白岩松:你说的是医院。
  王为军:医院的院长,他家里的亲戚,从县到市到省都有他的亲戚,包括这五年来这个官司,我也隐隐约约一直感觉到权力,有些势力在中间一直在。
  白岩松:原因主要在这儿,接下来从律师的角度,你咨询的时候是怎么解决下一步的事儿?否则的话这纸宣判仅仅是道义上的宣判。
  王为军:是,那时候我跟我的律师,我说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她说下一步就是赶快逼着法院执行,催着法院执行,我说执行怎么执行呢,他说那也只能是法院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实际上从法律这个角度,你不能跟他提出什么额外要求。从律师的嘴里说,这个执行肯定有困难。
  白岩松:这36万如果最后落不到实处的话,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为军:如果落不下来的话,我还得再想办法从另一个法律渠道,再继续再申诉,因为法院判决这一块也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告诉你这个36万就是一锤子砸死了,他留下这么一句等于是余地,留有余地的话,就是说治疗费这一块,等到孩子实际治疗之中,如果钱不够了,咱们再另外处理。
  白岩松:等于这个宣判结果非常地理想。
  王为军:是,现在我在想,如果能把这36万拿到手,首先我下一步赶快孩子投入治疗这块,因为以前老是有人家帮助我、资助我也好,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有钱可以住院治疗,一旦出现什么别的病变,马上就可以对症用药。现在不行,现在一旦出现情况,我只能在当地用一些普通的感冒药、胶囊之类的药来维持。
  白岩松:你乐观吗?
  王为军:有点不乐观,也有担心,我就怕拿不到手。
  白岩松:我稍微有点乐观,为什么呢?现在对艾滋病的事情这么重视,而且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说,一开始你是为了你自己这个家打官司,但后来可能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好像媒体、社会对你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再把你当成自己的事儿了是吧?
  王为军:是,我确实感到有这种转变,我家里可以收到上百封的来信,他们也不断地在鼓励我,实际上我是从那些信中,我也给自己的精神上有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一直在说,打这场官司,你自己虽然在打,但是你在争取着一方的平安,如果这场官司不打,很可能遭殃的人更多。
  白岩松:所以我说我乐观的因素也在这儿,就是这场官司赢了,它带有大背景的色彩,如果在执行的时候又执行不利的话,我们社会该怎么面对这种转变呢?
  王为军:我总感觉到,因为从这五年来我考虑到,有时候权力在左右这个正规的行政渠道,他不能正常进行。
  白岩松:人命关天,还有国家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另一方面卫军也可以,比如说执行如果不能变成执行很难,最后一直落不到实处,媒体会继续关注,社会会继续关注,我想各级其它的地方也会更多地关注,总不至于说让卫军你又打算又开始留头发了吧?
  王为军:如果他要是不执行,我继续再跟他再较劲,还得较劲。
  白岩松:凯佳,跟叔叔贴个脸吧。叔叔这话筒也坐不过去,这线拴着,我得问问你了,今年想不想上学?
  王凯佳:想。
  白岩松:想上学。想不想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王凯佳:想。
  白岩松:平常听不听爸爸的话?
  王凯佳:听。
  白岩松:来,跟叔叔贴个脸,你是怎么想的她?
  王为军:我现在只是想到她能够健健康康地成长,然后最大的心愿,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如果这个病被攻克,这个药研制出来,首先想到孩子获救了,彻底治疗了,那是最大的愿望。
  白岩松:回头看这五年,最大的感触什么?
  王为军:回头看这五年最大的感慨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领着孩子在外边奔波回来以后,我碰到一个街坊,他问过我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取得怎么样了。我当时一愣,我没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什么经啊,他说你的官司,回家以后,越想他那个话说得,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白岩松:唐僧西天取经得多难啊。
  王为军:对,那真的得翻山越岭,爬山过河,而且半路上又出现这么多妖魔鬼怪,需要很多神仙来护送你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白岩松:你的人生呢?
  王为军:我的人生,我感觉到现在最起码来说,从心里感到有点安慰,对前途有一点乐观的态度。
  白岩松:卫军,得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虚。这些年过去了,想过幸福这个词儿吗?
  王为军:我现在确实心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有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是孩子这一块,我最担心就是孩子这一块,如果她能够健健康康地生存,那就是我幸福的。
  白岩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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